随着新《婚姻法》的出台，市场上不少公司打出了“外遇调查”的服务项目，“私家侦探”这个未得到法律认同的行业在悄然形成。

    最早经营这项业务的公司是在南方，在去年以前，全国只有几家这样的公司，现在北京、济宁、成都、沈阳等大中城市出现了多家“外遇调查”公司。他们自称仅仅是在行使公民的合法权益：调查权，而不是什么侦察权。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“擦边球”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侵犯到他人的稳私权，引火烧身，这也是他们不愿向外公开的一个原因。

    这些公司都坦言，他们的生意并不难做，有时还要排队。而且，他们收取的费用也不菲，低的起价5000元人民币，高的起价达几万以上，当然有涉外的要按每天或每小时多少美元计算。一般来说，接案后调查周期由公司来安排，如果客户提出加急或额外要求是要另外收取费用的。

    “外遇调查”公司一般只提供“第三者”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等个人资料，而对于他们的亲属、同事、朋友、社会背景等情况，公司一般不提供。他们承认在取证的过程中可能会侵害一些人的隐私，但他们绝对不会采取暴力，“采用合法手段和器材”。他们可以为客户提供照片、录音带甚至录像带等“实据”，但所有这些证据法庭是否予以认可，他们就不能确定了，而且，出于为个人和公司考虑，他们一般不提供人证，不会出庭作证的。

    新《婚姻法》第46条规定，因重婚或有配偶又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，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。这既是一种惩罚，也是一种保护。对于诉讼案件来说，谁主张谁举证。但新《婚姻法》对相关证据的采集和使用无配套规定，立法上还存在空白点，取证难的老问题依然存在；新法对离婚补偿和离婚损害赔偿的数额亦无明确规定，执行起来有一定难度。就此规定而言，若进入司法程序，一方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指证另一方有过错行为，而有过错方的行为往往是比较隐秘的。无过错方为掌握证据，跟踪、偷拍、聘用所谓的“私家侦探”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但这样的证据是否有效？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这也是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。对于法院来说，如果因为保护一方的利益而损害了另一方，有违司法公正。

    此外，由于这些案件多涉及婚姻中的隐私，尤其是举证时把性问题摆上了桌面，随着这种情况的增多，有可能在法庭上上演隐私大战，那么离婚将注定不会是“好离好散”，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可能会在法庭上大揭隐私，人们一向讳莫如深的“性”将成为离婚案件的一大重头戏。

    正如法律界人士所说，如果采纳私人取证，有可能导致“捉奸成风”；但不捉奸，就是“姑息养奸”又导致社会混乱。如果不能采纳，也会提出一个很深刻的问题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“谁主张谁举证”，那么不“捉奸”靠什么手段才能取得证据？

    就“外遇调查”对于家庭婚姻生活的影响一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李银河女士认为，当前的社会是商品社会，有需求就会有供给，这是个适应社会需求而产生的行业。在20年前，这是个不可想象的行业。那时对于“婚外情”的调查仅限于组织谈话，群众揭发和自我交待。那时，社会没有这个需求。现在，人们“明白真相”的愿望是无法阻拦的。随着新《婚姻法》的出台，无过错方有权要求得到赔偿，取证就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问题。而对于“婚外情”的调查，公安机关不给办，自己调查既消耗精力又浪费时间，而且有些事情自己根本不可能办到，于是，一些人通过找代理来取证，这只是一个手段。国外由于商品化程度较高，就有许多这样的“私家侦探”。